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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于右任和丘逢甲的交谊

  黄志平 徐博东

  于右任(1879—1964)有“民国第一才子”之称,其书法艺术享誉天下。清末民初,他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革命,后参与创办“复旦公学”“上海大学”,出任民国政府监察院长,国民党中央执委等要职,参与国共和谈。去台后思念大陆,抑郁而终。丘逢甲(1864—1912)中进士后弃官回台从教。甲午战起,筹建义军,谋保台湾,事败后内渡大陆粤东祖籍,由赞助康梁变法维新,进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于、丘两人地处南北,以举人、进士身份投入时代洪流,为谋求中国民主共和与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统一及民族复兴的大业而奋斗终生。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活动在近现代中国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世人对他们的交往知之甚少,虽作过一些解读,但大都语焉不详。今据新发现的史料做如下探讨,敬祈教正。

  猴年新春正月,友人携纸质书法藏品一帧来访,长宽不过近尺,十二个字赫然在目:

  逢甲先生正 争取胜利 于右任 (末有钤章,见图)

  十二个汉字,笔力遒劲,刚柔相济,且有钤章为证,当是书法大家于氏青壮年时期所书的真品,旋向友人致贺,友人把复制品留下纪念。这份于氏手迹证明:于右任和丘逢甲确曾会晤于沪上,时间当在1912年正月中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东南各省纷起响应,脱离清廷,宣告独立。11月9日,广东咨议局在副议长丘逢甲推动下,议决响应武昌起义,迎请同盟会革命党人来穗主持粤事,胡汉民出任广东革命军政府都督。丘逢甲任教育司(部)长,旋被举为粤省三人代表之一,赴南京参与筹组临时中央政府。丘于1911年12月下旬抵宁,南京卫戌总督徐绍桢初见“丘仓海”名刺,“待以恒流,询知前名(丘逢甲),重握手示敬,欢好若平生。”(参见丘复《仓海先生墓志铭》)

  南京大学汪国垣(辟疆)教授(1887—1966)有一段忆述文字:“民国初元,(丘)君曾一至金陵,余犹及见之,躯干修伟,虎虎有生气。”又说“仙根本负盛名,唯鲜与中原通声气,至有不能举其名者。工力最深,出入太白、子美、东坡、遗山之间,又能自出机杼,不拘拘于绳尺间,固一时健者也。”(参见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

  汪先生时年二十四五岁,值中国历史转折时期,作为爱国青年,关注时局与国族前途命运之大事,势必至切。究竟他是涌立金陵街头、争睹各省代表抵宁时的英姿风采,还是随友人进出办事机关,目睹丘氏的举止神态或行事风格,人们不得而知,但丘氏身材伟岸、生气勃勃,是确实的。丘氏比汪年长23岁,且自粤辗转到宁,舟车劳顿,年近半百,仍“虎虎有生气”,由此可知,筹组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繁重工作与活动,丘氏曾参与其中,或时有闻听议论,心情振奋,诗兴大发,赴宁纪游之作,连写十首,歌颂“英雄儿女局翻新”,“江山一统都新定,中华民族此重兴”。这些佳作名句,掷地有声,万人争诵。宁沪相距咫尺,舟车往返便利,电讯传输较为便捷。1912年1月11日上海《民立报》刊布了丘氏新作《谒明孝陵》四首,寄稿人叶菊生在“附识”中写道:“仙根先生,学问文章,海内推重,其近体诗尤擅胜场,今以奉使来宁,游踪所至,句满奚囊,友人以先生近作见示……亟录以贻同好……”

  南京中华民国新政草创之初,百废待兴,急需各类人才,正是丘氏献诚出力之际。丘远道北上沪宁,连年忧劳,为国事而奔走,在宁“劳瘁呕血,扶病还家”(见丘瑞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初版跋)。1895年夏末秋初,丘谋抗日保台事败,内渡泉州时,悲愤交加,也曾吐血数升。这次奉使来宁,连续奔走劳累,咳血来势汹汹,自知恐将不起,遂告假南归。先到上海,沿水路经厦门、潮汕,溯韩江北上,返抵粤东镇平(今蕉岭)山居养治。丘途经上海,身为《民立报》主笔的于右任接待慰勉,乃情理中事。“争取胜利”四字蕴意深长,既祝祷丘氏战胜病魔,转危为安,也热盼他康复后返宁共事,谋建民主共和新政大业的胜利与成功。公义私情,跃然纸上。“争取胜利”四字,用长宽不过咫尺的白纸书写,可能是于氏在沪主持《民立报》时得知丘氏告假急欲南归治病,未便久留,遂写此四字托人捎带给丘氏本人,表达慰勉之意。于氏的题签与钤章十分醒目,可见他对丘的祝福与慰勉十分真挚诚恳。

  上海聚首别后,丘于1912年2月25日即病逝于镇平山居,从此于、丘天人两隔,但于对丘的深情与敬意铭记在心。上世纪50年代末,台北市新公园(今改称“二·二八公园”)建成,内有四亭纪念对台湾有重大贡献的历史名人(郑成功、刘铭传、丘逢甲、连横),纪念丘逢甲的“仓海亭”亭联,即由当时年近八十的于右任题写:

  耿耿孤忠,系民族复兴斗士;

  铮铮铁骨,亦诗坛崛起人豪。

  此联既表达了于氏对丘逢甲的敬意,也准确评价了丘氏的历史定位。

  历史名人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与示范作用是积极有益的,但传颂需审慎据实。1905年,尚在岭南从教的丘逢甲作有七律《醉歌示徐生》一首,末句为“袖中一卷《英雄传》,落日来登汉帝陵”(见《丘逢甲集》第536页),于右任先生恐记忆差错,说丘曾 “游陕谒陵”,将诗作末句误为“落日来登黄帝陵”。热心宣传黄陵旅游的人士未加细辨,据此就刻碑、传抄,编造出丘逢甲游陕六天,日夜难寐,作诗多首,甚至挥拳砸桌、打碎茶具的故事。这种捕风捉影、凭空“戏说”先贤的做法与学风,受到陕西师大马家骏教授的批评纠正,显然是很必要的(马文见《陕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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